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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哲:在文学院读书的日子(随笔)

发布者:文学院发布时间:2018-05-29浏览次数:1121

在文学院读书的日子

2014级汉语国际教育 马哲


一转眼,文心通往大活那条路上的槐花又开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笑笑、席子豪都还和其他几位同学在文心102复习准备考研。现在,我们曾经坐的那几个座位又有了新的主人。再过两个月就要毕业了,身边的同学却还没有回学校,有人在实习,有人出去旅行,像我这样呆在学校的反而是少数。我们大四了,终于不用上课了,不用复习了,但却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呆在学校无所事事了。

复试报道时,有人看着学生证问我“你们审计大学还有一个文学院?”我当时笑了笑,没说话。自从上大学以来,总有人问出这样的问题,我也不得不想究竟该如何说起南审的文学院。毕业在即,就借此话题,谈谈这四年的读书生活吧。

刚上大一那一年,整个人都还是懵懵懂懂的,还有同学以为大学里都是教授,称呼教我们“现代汉语”课的赵嫚老师“赵教授”。赵老师是位安静细致的女老师,讲课认真,字迹娟秀。对我们这些大一的新生特别有耐心,当时我们上课布置的作业除了和课程相关的练习之外还有三篇三千字以上的文章,主题分别是介绍一下你自己、谈谈你的阅读经历以及你对本学期这堂课的看法。每一个主题都和我们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每一次作业赵老师都会特别认真地批改。有同学的作业能写七八张南审稿纸,就是从这一次次作业开始我们渐渐有了表达自己的勇气。这项作业到了大三栗学英老师的“古代汉语”课上还继续进行,经过两年大学生活的锻炼,我们在写同样的主题时又有了新的思考。当然,老师和我们交流沟通的方式也开始有了转变,如果说大一时赵老师还是像个姐姐一样给我们指导和帮助,到了大三、大四时我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和老师平等地沟通了。

在我的印象里,文学院的作业历来要求手写,对此也常常引得学生私底下“怨声载道”。因为我们的作业一般都是读书报告,或者论文,动辄三五千字,一篇作业写完颇费笔墨。大三在上“教育心理学”课时,岳中方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向我们推荐了《第56号教室的奇迹》这本书,并要求我们在期中考试期间提交读书笔记,同样要求手写。许多老师要求学生手写是为了让学生以更认真的态度对待作业,防止抄袭。但其实在当时的我看来,手写作业费时费力,并且手写并不能保证学生不会抄袭。我想了想,感觉上大学以来遇到的老师都比较好沟通,愿意倾听学生的想法,就给岳老师写了封信,从学生、老师还有作业这三个方面表达了我的意愿:希望由我们自己选择完成作业的方式。或许因为岳老师所教的课是“教育心理学”,所以她更能理解学生的心理,也就很爽快地同意了我们的想法。

那时候在“教育心理学”课上同学之间常常会因为一些话题争得面红耳赤,但也就是在一次次的争执和辩论中,我们开始学着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聆听别人的想法。因为我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所以不仅要学好汉语和英语还要懂一些教育学,当时除了安排“教育心理学”课之外,每周还有一到两次“教育学”课,教这堂课的老师是毛勇老师。和岳老师一样,毛勇老师也在每次课上都会给我们印一些资料鼓励我们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结合课上所学的教育学知识,相互讨论。这些资料大多是一些时事报道选自《参考消息》等时政新闻类的杂志,我记得我们讨论过的话题有:“就宁泽涛退赛事件,谈谈你对我国运动员培养制度的看法” 、“如何看待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网瘾少女离家出走是谁的责任”……每次讨论的话题都和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息息相关,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渐渐有了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热情与勇气,并且更清楚地知道了该如何尽一个公民的责任感:首先从独立思考做起。那时候每次课也绝不搞一言堂,毛老师还会因为我举手次数多故意不叫我,想把机会留给更多的学生。我们班上有一位学霸叫张金金,平时性格比较安静,但是在“教育学”课上她渐渐开始发言,后来大四上“演讲与口才”课时她给我们专业的所有同学唱了一首歌。我想如果毛老师看到大家的转变也会很开心,因为这就是他的初衷。

记得那学期最后一次上课时,老师说他上这门课对我们最终的要求并非记住多少知识点,而是希望我们能在以后的生活中用教育学的眼光看问题。何谓教育学的眼光和思维,在我看来,就是平等、尊重、倾听还有具备一定共情的能力。记得当时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警察在犯人家中执行任务时特意让嫌犯的小孩先出了门再对犯人实施抓捕,以免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毛老师说这位警察不是教育家也不是老师,但是他是在用教育学的眼光看问题。其实这种眼光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一直存在吧,只是在这个鼓吹人生赢家的社会中,共情这种能力反而成了一种稀缺品质,开始需要我们去强调。直到现在我也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北京折叠》这样的小说,是因为共情这项能力开始呈现出一种稀缺性。但我也庆幸在文学院的这几年,能让我无法对互联网上叫嚣“你穷你有理?”、“颜值即正义”这样的言论产生丝毫认同。因为我的老师教给我们的是,要学会倾听,同时也在倾听的基础上以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要给每一方都有充分表达的空间。

在文学院,除了有这样旨在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观点,发展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之外,还有一些讲求严谨、踏实、认真的老师教授的课程比如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翻译……

我们文学院的院长刘顺老师当时给我们教“现代汉语语法专题”,每堂课上老师都是侃侃而谈,例证充分,逻辑清晰。下课以后学生问他问题,刘老师都能给予我们认真的解答,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他总是抱着极其严谨的态度强调答案并不具唯一性,希望我们能打开思路多思考。刘顺老师的课上得非常好,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做得很棒,但对我们这些学生毫无架子,总是谦和有礼。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比我们年龄大很多,人生经历比我们也要丰富的多,却从来不对我们摆出一副说教的态度。在刘老师的课上,我们学到的就是关于语言学的知识,而对我们来说,这就以足够。想要学好语言学,就要多多少少有一定逻辑学的基础,在我看来,刘老师教给我们的是最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踏踏实实做学问,本本分分做人。这种态度是专一也是专业。

不同学科会影响人形成不同的思维,相对来说,教我们语言学相关课程的老师比如刘顺老师、栗学英老师、张成进老师都比较严格认真,当然这里也有例外,就是把我们从大二带到大四的王世群老师,我们私下里有时候会叫他“老王。”

刚上大二时老王教我们“语言学概论”,布置我们看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也就是从老王的这门课起我们发现了人文学科的科学性。老王的课一般气氛都比较轻松,他是一个随性温和的老师,相处几年下来从未见过他和谁红过脸。他给人一种淡淡的感觉,不疾不徐。我是一个比较拘谨的人,很难在老师面前放松下来,即使再喜欢一个老师也是只敢把老师当作老师,从来不敢和老师开玩笑,但在老王面前我却能说出我想说的。老王一直把我们这些学生当孩子,每次上课有人和他开玩笑他会接上同学的话小小自嘲一下。大四时老王教我们“各国礼仪与文化”,除了特别认真地给我们补充了伦理学的相关知识以开拓我们的视野,讲到服装文化时他自还嘲自己很土,但是也没关系,只要干干净净就好。

老王除了讲课好,为人随和之外,还会没事弹弹吉他。当然老王的这个兴趣爱好也是他的好朋友王军老师告诉我们的。有一次课间王军老师神秘地一笑,说要给我们听个好东西,一边说着一边拿出手机给我们放了一首曲子。手机的声音比较小,教室里很安静,大家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王军老师告诉我们这是老王弹得曲子,当时大家大呼老王有才。他把李清照的《武陵春》等三首诗词谱成了曲子,声音清澈又沧桑,时间和经历在生命中留下的喜悦悲欢都留在了音乐里。“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好多不可言说的哀愁老王都选择用一种淡淡的方式记录下来,哀而不伤,却又扣人心弦。

文学院不止老师多才多艺,我发现学校大艺团里有好多文学院的学生,比如我们女子管乐团的团长就是我们专业的学生,专业班里的张婉长笛也吹得很好,是交响乐团的团长。

我对老王的感情特别深除了欣赏他本人的才华之外,还有缘分的作用吧。临考前三天,有次出教室刚关上门一抬头看到老王站在我身前笑盈盈地望着我,“准备得怎么样了?”我不好意思地说:“还行吧”。“没事,你一定可以的。”老王鼓励我道。我当时只是觉得羞怯,还有那么多书没看完,我甚至除了父母还有一位朋友以外都不好意思给别人讲要考什么学校。“你一定可以的”这句鼓励不止老王给我说过,还有我的发小,一位是我大学最喜欢的老师,一位是我玩了十多年的朋友。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从他们口中说出给我的不是负担,相反是一种信任。我一直觉得老王是个特别酷的人,因为足够纯粹。我自己是个特别害怕应付各种关系的人,有了老王这样的老师之后就更加放飞自我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不需要去赘述,大家彼此之间是心意相通的。

文学院的另一位老王就是教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王军老师,相比起教语言学的老王,这位老王更加风趣,平时和他聊天总会逗我们,和其他教文学类课程的老师不同的是,王军老师对我们又更加宽容。他一开学就给我们布置了两项作业,让我们在期中前完成,一项是自己创作一首诗歌或一部小说,另一项是写一篇书评或者影评。平时我们上课时,老师会让我们小组上去做presentation ,除了讲到张爱玲、林语堂这样的大家,王老师也对王小波这样的鬼才不吝赞美。我们课下聊到自己读到的作品,他总能提出精妙的看法, 我在复习时读到王朔的《动物凶猛》,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对于回忆的处理方式。事后不管不顾在qq上和老师讲了一大通我的感受,他看到之后立即回复了我他自己的看法,还向我提起戴望舒的《我底记忆》,我们当时就作家对记忆的处理态度聊了很多。平时我和老师讲到一些书,图书馆没有,他就特爽快地说自己那儿有,下次带给我。有时候我自己忘了这事,是老师先主动和我提起。

说回上课,当时我们布置的作业是让大家自由创作。但老王的要求也不低,对我们的第一点要求就是希望我们能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创作,所谓创作自由首先是要在严肃的态度之上再来谈自由,绝无戏谑、敷衍成分。也就是这样的要求激发了我们创作的欲望。记得那学期最后一堂课上,王军老师特别认真地把我们每个学生的作品按照不同的风格归了类,并给予我们认真的点评和鼓励。我的那篇小说上老师拿红笔写了很多批注,这一向是我们文学院老师批改作业的风格,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尝试让我萌生了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念头。另外一篇影评,老师的点评也很认真其中一句大意是我可以写得不必那么直白就像为人处事一样,或许圆润一些更容易让人接受。王军老师是个颇具有洞察力的学者,非常善于观察生活,虽然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但却特别留心观察我们这些学生的特点。他清楚哪些学生比较羞涩,需要多鼓励,哪些学生性格随和外向,还有哪些学生像我一样为人直爽,不留余地。但他在我们面前也从不会说教,总是一副耐心谦虚的样子和我们谈起书籍、生活。

除了为人作文之外,老师教给我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人对事怀有敬畏,不对自己不知道、不清楚的事发言。有一次我问他一个关于“文化工业”理论的问题,当时只是抛给老师一句书上的摘录便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或许是问题没有描述清楚,王军老师很坦白地告诉我,他没有看明白所以没办法回答我。 还有一次,我们在课下聊天,我说老师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都不那么热衷谈恋爱了,即使很喜欢也很少有人会主动去追求。王军老师说,我不了解你们这代人,这个我不清楚。

这两次没有答案的回答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有时候遇见懂得很多的人比遇见一个能坦言自己不懂的人更难。我有时候上网经常看到微博上各种各样的博主会出来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服装博主还是情感博主都能就一些小说的内容批评几句作家,这样的微博往往还能获得不少人的点赞。我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严孜铭聊过这个现象,觉得大多数人对文学的讨论仍然停留在情节这样的层面上,而这种跨过自己的专长在别的专业里大加讨论的行为虽然能引起一时的轰动,但很难配得上意见领袖的身份和责任。身为人师,却不好为人师,只在自己熟知的领域内向学生倾其所有,对于其他的事物允许学生发挥自己所长去探索、发现,这是王军老师还有其他文学院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态度。后来我自己做兼职辅导学生时,就和学生提起韩愈的《师说》并向他表示,我虽然是老师,但并不代表我什么都知道,老师只是有时候比你经验更丰富一点,比你提前知道了一些知识,但最终老师是要和你一起学习的人。

如果说其他老师内心保有的温柔表现在他们平时待人接物的谦和有礼之上,陈老师对这个世界的温柔就表现在他的天真上。他是个喜怒皆形于色的老师,或许和他研究《世说新语》,熟悉魏晋风度有一点关系。陈老师自己喜欢下象棋,课间看到我们班上有人下象棋就特别兴奋地像个小孩一样和我们谈起关于象棋的趣事。《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涵盖的知识面很广,知识点很碎,但陈老师对此都信手拈来,能一眼看出我们同学在做Presentation时展示的PPT上的年份错误,或者诗句的错误。但老师不是要我们做一个老学究,死背教条,最终他还是希望我们能理清中国文化的脉络,并能感悟到中国文化的精神以此丰富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上课时老师虽然鼓励我们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也要求我们言之有物不可泛泛而谈。对于这一点,可以从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中看出来,陈老师每次给我们十个题目让我们自选一个题目围绕其写三千字的评论。这些题目既有关于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也有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还有新文化运动之利弊等等。除了这类关于中国历史之类的问题,也有一些切合时事的,比如谈谈对英语教材改革的看法,忧国抑或爱国,总而言之,都是一些开放类的题目,但又需要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和丰富的知识去回答的问题。这些题目绝不是我们一时一刻能回答的了的问题,它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思考。正因如此,老师通过他的课程让我意识到学习、读书、思考是一辈子的事,所以感到自己的浅薄,更要抓紧光阴好好读书。我每次在校园里遇见陈老师他都在看书,不论是在食堂还是在路边,看到老师那么认真便也不好意思打扰他。他是在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莫忘曾经是书生”。

文学院的老师大抵都是可爱可亲的,即使是做行政方面的张雷老师和徐晓宇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也一直都是温和客气的态度。除了上文谈起的这几位老师之外,还有教我们毛笔字的张成进老师,他总是衣着整齐,干干净净地出现在课堂上。张老师对古文字颇有研究,总让人想到民国时期的那些先生们,因为他有种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气质。而教“外国文学”的倪萍老师每次课上都是旁征博引,不断督促我们要去读经典作品,虽然老师上课时很严格,但如果我们的作业很用心地完成,倪老师会特别高兴,她莞尔一笑的样子非常动人。因为专业课程设置的原因,外语系的老师也会给我们专业上课。高高瘦瘦,穿衣得体,戴着一副眼镜的朱炜老师满足了我们对女知识分子的所有想象,既有专业学养,又不失优雅的气质与风度。去年夏天我在复习英语时常常“打扰”老师问问题,老师不管是在考驾照还是在外旅行都会耐心解答我的问题,还告诉我们学习英语要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学以致用。

另外一位我们特别喜欢的英语老师是教我们“翻译”的彭俊老师。彭老师讲课特别认真,“英汉翻译”又要求我们要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每次翻译课都是干货满满。老师一边给我们补充知识点,又一边感叹“这个你们也不知道啊?”“这个你们真不知道?”我们常常被她特别认真的样子弄得不好意思,转而认真地作笔记。彭老师是位特别健谈的老师,和她聊天特别愉快,也是她告诉我们“文科生就是要走到哪都能和人聊上几句”。我记得每堂课前都有例行的新闻翻译,有一次我们还就韩国前总统朴瑾慧的一条新闻究竟是该译为“闺蜜干政”还是“亲信干政”更准确而引发了一次讨论。虽然翻译课是在冬天,但大家都很喜欢上这堂课,几乎没什么人请过假。事实证明,对于好老师的课,永远都有人捧场。

那天收拾衣柜时翻到自己在大一时买的一条裙子,我穿上以后觉得镜子里的自己真不像个学生。当时和朋友吐槽刚上大一时可能受美剧的影响对大学生活存在误解,以为上了大学就是拼命疯,拼命玩,但是没想到那条裙子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穿出去过,将近四年的时间也就是在学校认认真真上了四年的课。大三的时候身边其他专业的学生都在忙着实习或者准备出国、考研的事,才开始想自己究竟该如何选择,继续读书是最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前三年的时间都是这样过来的。我记得那年春天我们还在上刘廷乾老师的“戏曲鉴赏”课,上课听张火丁版的《锁麟囊》,阳光照进教室,不刺眼很温暖。有人边听戏边打盹,再醒来已是打铃下课时,耳边响起“一霎时把七情具已味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还浑然不知现在我们读书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有时候想想这四年在文学院读书的日子,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想到老师的教诲,同学的陪伴,大抵就是为人作文吧,于我来说,就是踏踏实实读书,本本分分做人。

官微有一年出过一篇报道,大意是说有个学生感觉自己的专业在学校不受重视,深感前途渺茫。我们当时私下里开玩笑说不会是咱们文学院的某个学弟学妹吧。那篇文章里引用了一句阿城的话“凡流行的事物,都有催眠的成分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很多人在一进校时都有过这种迷茫,有人选择了随波逐流,有人选择不断探索。事实上,从来没有一条现成的路能让我们直接通往幸福的彼岸,更何况有时候人生并没有意义,幸福是一个虚妄的答案。我记得岳老师曾经在课上和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她觉得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努力去寻找这个意义。所以我想,在南审文学院读书的这四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真的认认真真在我们最年轻最单纯的日子里读了一些书,使我们对于美、对于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不再停留在单一的层面,不再去附和他人的意见,而是能有意识停下来认识自己,去倾听自己内心的想法。事实上,我想我们专业的很多学生都做到了。记得大四时方艳老师感慨从来没有哪一届的学生像我们这样考研的专业五花八门,除了语言学、文学之外还有人考教育学、考翻译、考会计。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为自己做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的能力和勇气正是大学所要教会我们的。

与其用随性来形容文学院老师和学生的气质,我觉得不如用从容来概括这段日子里我们逐渐养成的品格。那天和郭宏之老师在真人图书馆的分享会上谈起读书,他说我们这代人的幸运在于不必那么功利地读书,可以更加从容地去读书。我们聊到文心楼前那片湖,考研复习时有时候看书久了很疲惫,就出门在那片湖前站一会儿,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时,看到湖面澄澈倒映出红了的树叶,心情自然而然的愉悦了起来。有时候我会在湖边读读北岛、顾城的诗,那些他们在边缘时刻写过的诗鼓励过后来的无数人。文学院在南审确确实实有时候是一个边缘的学院,但边缘并不代表危险或者没落,相反边缘意味着更加自由、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而文学最大的真实性即在于它承认种种的可能性。所以,我很满足在文学院读书的这段日子,正是这种边缘给予我自由,让我学会了自律、独立,学会了在不那么理想的环境下去创造、追求美好的事物。北岛当年写下得《相信未来》,那“未来”就是我们。虽然我们只是一些普通的人,但这四年在文学院所受的教育在我们心里种下了正直、谦逊、爱美的种子,我们会怀着对美与善的敬畏之心在以后好好生活。

我会一直记得大四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几个复习考研的同学在黑暗里读诗、唱歌时的欢欣,记得大三时笑笑摘了槐花让我和从北京来的席子豪尝一尝,记得大一时教官点到“张婉”的名字时她笑起来脸上溢出了两个酒窝……我会一直记得每一位老师、同学的笑脸,他们是那么年轻,那么美好。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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